他们说我不是生病了,我就是个坏人

摘要:我变得博爱、有同情心和细心,我为人们挺身而出,我深切地关心着这一切。我们不得不忍受这些强烈的,有时是毁灭性的症状,每一天,并且知道它们永远不会消失……这是一种许多心理健康的人永远没办法理解的力量。

“我有两个月每天都在尝试自杀。”阿里·斯特里克(AliStrick)说,“它影响着我的整个生活,每时每刻,影响着我和每个人的互动。”

斯特里克是基层精神健康组织艺术姊妹会(ArtSisterhood)的负责人。她患有边缘性人格障碍(BPD),其特征是情绪不稳定、认知扭曲、冲动行为和强烈的、经常不稳定的人际关系。2006年的一项研究表明,英国每1000人中约有7人患有BPD,但现状是BPD仍然受到歧视,而且常常被排除在高调的科普宣传之外。 BPD患者的生活很困难。很多患者害怕被抛弃,可能会通过走向极端来逃避,或者会出现强烈的情感变化,通常在几小时之内就会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。另一些人选择冒险行为或是自我伤害,许多人甚至有自杀的想法。 “我在为其他人可能认为微不足道的事情感到高兴时,可能会变得欣喜若狂;而当我在为微不足道的事情感到难过时,我会感到整个世界都在崩塌。”斯特里克说道。这种情绪不稳定会导致一些人自我伤害或是选择药物、酒精滥用来解决。 诊断BPD的患者中每10个就有1个会自杀。最近,一名患有人格障碍的少女自杀成为头条新闻,一名高级法官表示,因为缺乏床位而解雇她的决定将会让“我们手上沾满鲜血”。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长温迪·伯恩(WendyBurn)说,这个案例证明,我们“迫切需要制定一项全国性的战略,使得人格障碍患者从青春期到成年期都得到支持”。 尽管这种情况看起来很极端,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这反映了人格障碍患者所面临的医疗问题。一项关于英国人格障碍服务的2017年研究显示,84%的信托公司提供专业服务。然而,只有55%的组织报告说,患者在各地都能平等地接触到这些专用服务。该报告的结论是,服务的可用性仍然存在差异,并表示目前还不清楚医疗质量是否有所改善。 而且虽然有服务存在,但一项2006年的研究表明,与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等病症患者相比,已经确诊的患者仅有较少比例接触精神病治疗,并且他们退出治疗的可能性要高得多。 根据成人普通精神病学顾问马克·萨尔特(MarkSalter)博士的说法,自2010年以来,治疗这种疾病的资源急剧减少,即便如此,他说:“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,由经过培训的人精心而耐心地完成的个人或基于群体的治疗,在超过一半的病例里能够带来重大、持久的改善”。 凯尔·哈丁(KeirHarding)是一名职业和辩证行为(DBT)治疗师,他对此表示赞同。哈丁为人格障碍患者提供了近10年的专业服务,并成立了咨询公司Beam,填补了服务领域的空白。 “在2003年,一份题为《不再是排除性诊断》的报告使得那些被NHS诊断为人格障碍但未能接受良好治疗的人群进入公众视野。”NICE指南于2009年发布,但(英国的信托公司表示)他们不会为这个客户群体提供服务。请问服务机构还敢对其他什么群体说出他们不会提供治疗? 对许多人来说,诊断甚至都是不可能的。家庭医生往往无法发现人格障碍。萨尔特说:“定位在英国医疗第一线的家庭医生对BPD了解甚少,尽管他们见到了大部分的BPD。” 蒂莉·格罗芙(TillyGrove)说:“两年来我一直在努力获得一个诊断。”格罗芙现年24岁,是一名记者。最初她被告知在接受心理治疗时的评估中有BPD特征,但她从来没有对BPD进行全面的评估。在接受心理治疗的过程中,格罗芙渐渐意识到BPD可能是她问题的根源。但她的治疗师不同意,认为这样的诊断“毫无帮助”,她的家庭医生则表示“嘲笑”。格罗芙说:“她说‘我根本不认为你达到了任何标准’,尽管从来没有人评估过我的情况(BPD),并且,实际上,我满足了所有的标准。” 格罗芙被认为只是摆弄手段和博人眼球,而不是生病了。因为她频繁出现自残和自杀的念头。 斯特里克也有类似的经历。“我的一个家庭医生告诉我,我没病,我只是个坏人;另外两个人不知道BPD是什么,并让我给他们解释,我觉得很震惊”,她说,“我觉得对BPD的关心和理解真的太缺乏了。” 格罗芙直到多年后才得到诊断。“直到我去看了新的家庭医生,他看了我的记录,发现我的问题不是抑郁症,而是和情绪相关。于是我被建议去了后来诊断我是BPD的机构,并被推荐给专业机构。”而到那时为止,她曾两次试图自杀。 然而,成功被诊断并不是终点,而且专业治疗过程之中也存在问题。尽管格罗芙现在正在接受辩证行为治疗,而这种疗法已被证明对BPD有效。但当她被告知因为短期内没有自我伤害,有可能不符合接受治疗的条件时,她真的很震惊。 哈丁认为,必须重新组织服务以满足需求。“我们需要让工作场所成为人们思考的场所,”他说,“这意味着员工们不会因为工作量太大而不知所措,有空间去考虑工作的影响。在NHS(英国过敏健康保险制度)中,行动的价值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。但从长远来看,缺乏思考的行动代价很大。” 斯特里克说:“得上这种病有时感觉像是一种诅咒。可能很令人沮丧,但实际上也有许多积极的方面。” “我变得博爱、有同情心和细心,我为人们挺身而出,我深切地关心着这一切。我们不得不忍受这些强烈的,有时是毁灭性的症状,每一天,并且知道它们永远不会消失……这是一种许多心理健康的人永远没办法理解的力量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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